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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作者:周敏鸽  发布时间:2014-05-11 14:42:03


    摘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目的在于附带解决因犯罪行为所引发的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其特色是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融为一体,简化了诉讼程序,相较于彼此独立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该制度在理论设计层面具有诸多前者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且在司法实践中意义突出,主要体现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方便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减轻被害人的诉累,化解社会矛盾,保证审判结果的一致性,以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诉讼的经济性以及有效维护审判的统一性与严肃性等等。   2012年3月14日最新修改公布的《刑事诉讼法》及2012 年11 月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使该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司法解释对该制度加以细化,使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原本被立法者寄予厚望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当前司法环境中的实际运作情况不甚理想,致使这一制度未充分发挥效能。虽然立法有强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趋势,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出台后,因为条文的有限性以及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使该制度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新旧法更替之际,本文通过对该制度的进步与不足进行梳理,进而提出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对该制度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并促使被害人通过这一制度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全文共15060字)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存在问题   解决对策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上确定,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界点,相对于其他制度而言,时间不算短,自19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将附带民事诉讼单列一章,正式确立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至今都己有三十多年的历程,这一期间在众多带有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下,这一诉讼制度不断得到发展。从刑法立法看,1979年刑法第31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1997年刑法修改后的第36条第1款,与旧刑法的条文内容完全一致,新刑法第36条又增加一款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从刑事诉讼法立法看,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54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1996年刑诉法对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其中,第77条、78条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53条、54条的条文内容。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在原有法律条文基础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内容加以扩充、完善,由原来的2个法律条文增加至4个法律条文,主要表现在“三个增加”上:一是诉讼主体方面,即新法第99条,增加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二是保全措施方面,即新法第100条,增加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权利;三是民事调解和赔偿标准方面,即新法第101条,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方面做出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 年11 月5 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加以细化,使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规定仍过于原则,且内容存在模糊性,不利于指导实践,使司法严肃性受到质疑。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不完备且存在内在冲突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主要规定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中,较之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创设时所作的详细规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制定出台一个相应的程序规范。无论是1979年还是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都仅是在总则中以两个条文的形式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做出笼统的原则性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在原有法律条文的基础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内容加以扩充、完善,由原来的2个法律条文增加到4个法律条文。然而,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立法上仅有寥寥数条规定,足以显示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简单和粗疏,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应对复杂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实践中也不易操作。且立法对该制度所涉及的法律性质、当事人资格、赔偿范围与赔偿原则、答辩和举证期间、审理期限、期间等基本问题也未做出详细的规定。而当前我国审判实践中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恰恰又基本是以上述四条规定为依据,针对实践中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当事人问题,仅以上述简单且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根本无力解决。由此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上是不完备的,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为了解决立法规定的简单和粗疏,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138条到第164条共用27个条文专门对附带民事诉讼问题作了稍为详尽的规定。此前,最高人民法院还陆续颁布了《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批复》以及《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等一些相关的司法解释。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的范围、依法负有赔偿责任人的范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与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程序等一些具体的专门问题做出较为简单的补充规定用以弥补立法的空白。然而解释的颁布又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司法解释不尽完善,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159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同一审判组织的成员确实不能继续参加审判的,可以更换。”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实不能继续参加审判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更换的程序又是什么,《解释》未予明确,再如《解释》第1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这是针对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适用法律所作的兜底规定,至于该条款在实际中究竟应如何适用却不得而知,这种笼统的、大而概之的规定,让法官无所适从,只能根据个人的理解和所在的法律群体的习惯做法,处理一些棘手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二是司法解释之间甚至与立法规定之间存在冲突。根据《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147条的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宣告之前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院就不允许其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解释》同时又规定:前述的情况,相关权利主体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就民事赔偿问题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救济途径看,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我国关于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问题的救济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另一种是待刑事案件处理结束后,由被害方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种双轨制的救济途径无疑对被害方是一种保护。但是,这一规定与法律的统一性之间没有协调好。可能会导致同案不同判,从而直接影响到司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影响法院司法审判的权威性,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另外,根据我国《刑法》第36条,人民法院判决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当根据犯罪分子的“情况”,即可理解为根据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赔偿支付能力等。《刑法》所确定的对被害人的赔偿原则是按犯罪分子在审判时的经济赔偿能力酌情进行赔偿的原则。而民事诉讼中所规定的侵权案件的赔偿原则是不考虑侵权人经济状况的实际赔偿原则。由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在诉讼提起的时效、赔偿范围、赔偿方法、上诉期限等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的冲突,而当发生法律冲突时,没有一个准确的指引,因而导致适用何种法律也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不但司法解释所做的补充并未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反而在粗疏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司法解释与法律之间、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内部冲突,致使存在的诸多问题至今尚未得以有效解决。

    (二)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范围理解不一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规定是在借鉴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第84条规定的基础上,补充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弥补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附带民事诉讼主体规定的不足,在立法上肯定了死亡被害人或者丧失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然而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这一主体的理解却不同。第一种观点认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就是被害人、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及其近亲属;第二种观点认为这里的被害人应包含间接被害人在内。如果被害人不包含间接被害人,那么现实中就有两类人的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一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财物损失的状况,比如甲因故意伤害乙致其重伤,同时将劝架的丙过失打成轻伤,丙是否有权利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二是案外人在被告人犯罪后为抢救被害人支付相关费用的,可否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要求相关补偿?;第三种观点认为这里的“被害人”应扩大解释为一切因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而受到物质损失的人。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是为了对因犯罪行为而受到损害的人给予救济,将被害人做狭义的理解不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这一基本价值。而且还会必然导致相关人员另行通过独立的民事诉讼要求人民法院进行处理,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不符合经济性的要求。

    同样,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认识也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143条规定了除刑事被告需要负赔偿责任,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以外,还规定了以下几类主体应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一是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害人;二是被告人的监护人;三是死刑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五是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认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就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二者是一致的;也有的认为除包括被告人外还包括未犯罪或者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参与实施对被害方的侵权行为的共同致害人;还有的认为应包括刑事被告人的近亲属等等,认识不一。特别是理论界关于“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这一界定的具体范围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如何理解“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呢?对此,有学者认为仅指尚未到案的共同犯罪行为人,即己实施犯罪行为应被追究刑事任责而未被抓获归案的同案犯,如果某人的共同致害行为不构成犯罪便不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也有学者认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不仅仅包括尚未到案的同案犯,也包括其他尚未构成犯罪的共同致害人,应该将其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共同被告人以便于更加顺利的解决赔偿问题。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对已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这一规定表明应当将未致罪共同施害人纳入共同被告的范围。因此,对于尚未构成犯罪但其违法行为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之间具有实质上的(非刑法意义上)因果关系的,应承担赔偿责任。还有学者认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仅仅包括未构成犯罪的其他共同的致害人,不包括构成犯罪的其他在逃同案犯。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案件范围难以把握

    目前,人民法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主要依据是:新《刑事诉讼法》第99条、《刑法》第3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13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之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被限定在“物质损失”或者说是“经济损失”。其中,新《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法》第36条将犯罪分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损失范围界定为犯罪行为引起的经济损失。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且进一步规定“物质损失”为实际、必然的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138条和《规定》第1条将应受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限制在“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和“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这样一个狭窄受案范围。这一规定与《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不符,让人产生司法解释有创设法律之嫌。因为这样的一个解释明显缩小了人民法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从而造成有些法院依据《规定》或《解释》严格限制附带民事诉讼受案的现象,不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且该规定第5条指出,“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然而对于何为实际、必然的物质损失,何种损失是被害方自己提起诉讼,何种损失是司法机关追缴或责令退赔的,不能追缴或退赔,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造成了司法审判的无所适从,有的法院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限定为伤害案件,有的扩展到侵犯财产的案件,如抢劫、诈骗,有的法院则认为其他案件比如强奸案件也可以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特别是诈骗类案件,被害人的损失往往比较大,上百万元,甚至上亿元,有的法院将此类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之外,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司法机关又无法追缴,在巨额损失得不到救济的情况下,被害人到处上访,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四)赔偿标准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

    《刑法》第36条将赔偿标准设定为按经济赔偿能力赔偿,而在单独的民事诉讼中,适用的损害赔偿原则却是实际赔偿原则和全额赔偿原则。两种不同的赔偿原则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往往将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多寡和是否一次性赔偿作为确定赔偿与否以及具体赔偿数额的依据,从而导致被害人通过单独的民事诉讼相较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反而能获得更为充分的赔偿,亦使得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同等的有效保护。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被告人在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其家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出于对被告人利益维护的需要,极有可能采取转移、隐匿甚至于挥霍其财产的行为,同时被告人对于司法机关核查财产状况的工作往往又采取不予配合的态度。作为被害人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一般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而依照法律规定,有权裁定采取先予执行、财产保全等措施的只有人民法院。但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刑事案件的立案受理,相关财产保全措施并不能延伸至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阶段。措施的滞后性给被告人及亲属、利害关系人等隐匿财产充裕的时间,使得财产实际状况往往己是今非昔比。第二、由于审理期限、办案精力等客观条件的牵制以及内心轻视、畏难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刑事法庭在调查被告人财产状况方面所做的工作往往少之甚少。加之我国并无任何有效的个人财产状况的监管机制,缺乏对个人财产状况详实核查的渠道,被告人实际有无赔偿能力成为始终无法查清的问题。其三、除非被告人面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特殊情况,否则即便其在审判当时赔偿能力有所欠缺或不足,都不能贸然推导出之后其必然缺乏赔偿能力的结论。为达到保障判决权威性和执行力的目的,便以被告人当前可供执行的财产数额作为赔偿数额判决的依据和标准,其本质是以法律的手段限制和剥夺了被害人请求赔偿的权利,此种舍本逐末的做法看似维护了法律权威性却是以牺牲法律的公正性为巨大代价,带有浓重的功利性色彩。如此这般法律化的纵容将带来极为不良的暗示,使得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更为肆意。事实上,被告人有无赔偿能力本是执行阶段所需面临的问题,而非判决本身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避免空判而左右判决的原则无疑于因噎废食。

    (五)被害人权利救济途径存在冲突

    根据《刑法》第36条及新《刑事诉讼法》第99条的规定,对因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所侵害的被害人的民事权利进行法律救济,基本途径就是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即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一并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但《刑法》第64条又突破了上述规定,该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这一条的规定表明: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行为所得到的财物,即赃款、赃物应当由公安、检察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但由于法条恰恰没有规定予以追缴或退赔的执行机关。究竟由哪个机关或部门来追缴、责令退赔和返还,《刑法》及其他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本条所称的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其中必然应当包括因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在实践中,一般是根据刑事案件进展的不同阶段,相应的由公安、检察、法院等不同的机关来执行。总之,这一条规定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人民法院肯定不是上述措施的唯一实施主体,这也就说明这些措施并非必须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这就与前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救济途径相矛盾。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将经济受到损失的被害人获得法律救济的途径归纳成四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二是依法对赃款赃物予以追缴;三是责令犯罪分子退赔;四是在前述第二种和第三种途径仍不能弥补损失的情况下,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而在普通的民事侵权诉讼中,根据《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追缴和责令退赔均不是侵权的救济途径。因此,有些地方的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判决被告人退赔是没有民事法律依据的。上述法律的冲突,反而使被害人变得无所适从,在法律救济途径面前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

    (六)无有效的机制激励被告人补偿被害人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139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可见,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情况是作为量刑中的酌情从轻处罚情形。司法实践中,在判决之后的刑罚执行阶段,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对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执行不能产生任何实质的影响,无论是减刑还是假释都与是否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无关,无法从总体上形成促进被告人履行赔偿义务的激励机制。由于现在社会氛围对于“花钱买刑”的坚决抵制,限制了被告人赔偿对于其刑事责任的从轻程度,限制了积极作用的发挥。由于受法律规定不完善及狭隘观念的影响,又进一步限制了赔偿行为影响刑事责任的适用,淡漠了其产生的积极作用。《刑法》没有对民事赔偿如何减轻被告人刑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只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作了一些简单的规定,仅仅将赔偿作为从轻的情节之一。这种简单、粗糙的关于民事赔偿适用的规定不仅适用范围狭窄,而且无法达到有效地激励被告人的效果。我们认为,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不仅弥补了犯罪造成的后果,而且,由于被告人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说明其己承认其罪责,完全可以对其从轻处罚。赔偿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符合时代理念和实践的发展趋势,这也是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相比,其赔偿行为所具有的优势所在。“如果一个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另一个没有赔偿,但仅仅因为前者有钱而后者无钱就否定前者被从轻处罚的权利,这是一种在追求平等的外衣下制造的新的不平等,与平等的本质要求相去甚远。” 另外一方面,刑罚具有的一定的负面作用,刑罚的适用需要国家财政的支付,我国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体系,会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将赔偿行为作为减轻犯罪人刑罚执行期限的情节之一符合非刑罚化以及我国现阶段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三、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建议

    (一)应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兼具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特点,其性质既不同于单一的刑事诉讼,也不同于单纯的民事诉讼。这决定了其在适用法律问题上也具有其独有的特点。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时考虑到了这一问题,该《解释》在第1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但这也仅仅是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如何适用,《解释》并未作出详细规定。那么,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是平等适用吗?二者是否有主次、先后之分呢?笔者认为,二者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还是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方法的。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根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和特征来确定具体适用的法律。首先,程序方面应优先适用刑事法律。刑事诉讼的任务是确定被告人有无犯罪及犯罪后的刑罚,比民事诉讼的任务要重得。另外,由于民事诉讼毕竟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进行的,因此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和进行应当受到刑事诉讼规范的约束。所以,在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性的问题时,如诉讼的提起、文书的送达、审理等,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应当优先适用。其次,实体方面民事法律独立适用,虽然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中进行,但附带民事诉讼中所要解决的毕竟是民事侵权的赔偿问题,这种赔偿是民事性质的。对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实体问题,民事法律的规定无疑更加全面、具体。第三、有些民事诉讼中的活动,刑事法律中不可能规定。因此,在这些问题的法律适用上,应当以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律为主。例如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撤诉、变更诉讼请求、与被告方和解问题等等,由于《刑事诉讼法》等没有规定,只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等的规定。上述法律适用规则的确定,不但有利于提高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效率,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可以保证民事赔偿问题的正确解决,从而保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裁判结果上的统一。

    (二)应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

    1、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构成

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99条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138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害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见,立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为被害人及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理解和适用这一立法规定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不能机械地理解刑事被害人,首先,我们应当从广义上来理解这里的刑事“被害人”,它除了包括在犯罪活动中遭受物质损失的自然人,还包括遭受物质损失的法人、其他组织等。对此,世界各国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的规定不尽相同。例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切就追诉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我国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民事损害赔偿请求须由受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出,而受害人系指遭受因犯罪而生之损害之人。”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29条规定: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物质损害的人有权向负有赔偿责任的人提出民事诉讼。其次,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不仅仅指被害人本人,在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身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第二、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情形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70条规定:“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死亡的,法定代理或者指定代理终止”,故已死亡的被害人不存在法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仅适用于被害人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而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下则应以近亲属的名义直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实践中应注意区分情形确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而不能相互混淆,更不能同时适用。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首先只能两者择其一,其次又不是任意选择的。比如,在一些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经常遇到同时以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名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笔者以为正确的做法应该且只能是以近亲属的名义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第三、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范围及权利问题。首先,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范围不同。新《刑事诉讼法》第99条的规定: “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关于“近亲属”的范围问题,我国法律的规定是不一致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6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民法领域中的近亲属范围明显大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这就出现了冲突,如果按照我国 《民法通则》的规定,允许这些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显得范围过于广泛。那么,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如何把握近亲属的范围?笔者认为,法律应当对以自己的名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近亲属”的范围进行限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以刑事诉讼法确定的范围为准。一方面,“近亲属”这一用语既已出现于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自然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本身对概念的界定来理解;另一方面,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有利于赔偿责任的切实落实,因为在实践中,也确实很少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情形出现。其次,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权利不同。近亲属是附带民事诉讼的直接当事人,享有原告人的诉讼地位和实体权利。但法定代理人则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138条的规定,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他们不能自己参加诉讼,其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此理解不一。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无行为能力被害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就是说一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但这样的规定却将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与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等同起来。尽管法定代理属于全权代理,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权不受限制,其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相当于当事人,但仍不属于当事人,而是诉讼代理人。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相关问题的规定,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已经做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规定,在此不再赘述。

    2、适当限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一个争议颇多的疑难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能引起重视,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的统一,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后果是严重的。” 目前,由于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诉讼制度中对被害人的民事诉权存在诸多限制,如不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等,且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被限定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进一步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定为以下两类:一类是被害人自身的人身权受到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侵害从而遭受物质损失;另一类案件是因被害人的财产物品被犯罪分子损毁从而遭受物质损失。这样实际将很多原本希望通过该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人拒之门外。但即便如此,基于刑事案件发案率的逐年上升,法院所面对的办案压力也在逐渐递增。另外,由于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是用类举的方法对受案范围问题加以规定,这也导致了人们对其内容理解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定过窄,过于苛刻,应该予以扩大。即凡是造成物质损失或者精神损失的案件,都应当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一种观点认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宜太宽泛,不能什么案件都可以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应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以便于案件的快速审理,以免影响刑事案件的审判效率。

    笔者认为,我们应将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适当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当前,在一定时间内,我国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量呈现上升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因此而刻意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也不能因为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类举规定而刻意扩大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我们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调节,通过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做出适当的限定,即对当事人的选择权做出必要的限制,以推行繁简分流,达到合理控制案件受理量的目的。针对实践中的案件有特别重大的和普通的刑事案件之别,被害人的诉讼请求也有单纯的物质损害赔偿和具有精神损害赔偿的不同以及请求赔偿的针对对象有单一和众多之分,我们可以对不同的案件进行甄别,区别对待。具体而言,经过法院审查,如果案情简单,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则可在征得被害人同意后将其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畴,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如果案情过于复杂,民事部分的审理周期可能过长,则不宜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此时就应当限制被害人的选择权并将此附带民事请求转为民事案件审理。基于具体犯罪因素的差别以及涉及法律关系的不同,可将具体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做一简单与复杂的区分,法院在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应按以下标准予以审查。一般认为,在划分简单的案件时需考虑以下几个条件:(1)案情简单,事实清楚。(2)双方当事人对赔偿数额基本无争议。(3)刑事被告人与负赔偿责任人是同一的,没有其他应对受害人负赔偿责任的当事人,如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在逃犯罪嫌疑人、案件审结前己死亡的共同犯罪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等。(4)赔偿数额较小。(6)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而划分复杂案件时主要考虑两个因素:(1)属于特殊领域的侵权行为,如适用严格责任和无过错责任,涉及举证倒置等情形。(2)具有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其他应当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个人或者单位。对于简单案件,由于此类案件往往法律关系较为单一、主体明确、因而易于责任的区分,对损失的认定相对也较为简单。以附带民事诉讼方式处理就较为适宜,应当允许当事人采用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其民事赔偿问题,以体现诉讼的效率价值和经济原则。而对于复杂案件,由于此类案件本身存在主体关系复杂、责任确定困难、法律关系复杂等问题,所以处理难度较大,即便是对专门的民事法官而言也颇为棘手,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处理对刑事法官而言难度不免过大,若不加区分地一概作可能会造成审理的拖延甚至处理的不公的结果不甚理想。对于上述复杂案件就不适宜以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处理使得最终,此时应对被害人的选择权做出一定限制,告知其就民事赔偿部分向民庭起诉或者将案件转交民庭处理。法院在此应做好立案的引导工作,使当事人认识到对于民事关系复杂的案件,坚持以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处理并不能带来额外的理想效果。从而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质量从受理环节上得到有效的控制,确保诉讼效果的实现,还能打消被害人对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损害赔偿处理方式的过度依赖,缓解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压力。 

    3、合理界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

    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最大限度的保障被害人的权益,既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之一,也是刑事诉讼法学术界的共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民事赔偿所遵循的原则主要有三个:一是全部赔偿原则;二是过错原则;三是民事赔偿优先原则。而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遵循的原则是赔偿能力原则(或称酌情赔偿原则),即按被告人的赔偿能力情况酌情判定赔偿的数额,具体得见《刑法》第36条之规定。笔者认为,酌情赔偿的原则一方面难以有效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由于欠缺易于掌握的标准,容易对审判实践形成一定程度的困扰。且遵循该原则还存在两个不合理因素:首先,依据酌情赔偿的原则人民法院在做出判决之时,必须对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做出判定,但其所能依据的无非是判决当时所能掌握的情况,被告人有无赔偿能力不是一层不变的,审判时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如果在判决中根据当时的情况要求其承担当时能够承受的赔偿责任,那么被告人以后即使有更优越的赔偿条件也不能再要求其赔偿,这对被害方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同时还会产生不良暗示、加剧被告人转移、隐匿甚至挥霍财产的行为。其次,对判决执行力的过多顾忌会影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公正判决。执行难或执行不力的现象并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特有,在纯粹的民事案件中亦时有发生,现状同样不容乐观,但民事立法并不会因此而对全面赔偿的原则做出修改,转而适用酌情赔偿的原则。至于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执行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3条,即“倘若查明被告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或者终结执行”。据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完全可依此为参照,将被告人是否有充裕的财产可供执行的问题放到执行阶段再为考虑,而不要在审判阶段顾忌过重,倘若被告人确实在执行时欠缺足够的赔偿能力,那么分期执行、中止执行或终止执行均是法院可在执行程序中用以解决问题的方式。

    综合而言,笔者认为,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应当借鉴国内外民事侵权法的精神实质,适当确立全部赔偿和民事优先赔偿的赔偿原则,从而实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的相统一。关于全部赔偿原则,虽然《刑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更倾向认为赔偿的数额和标准应当充分考虑具体情况,尤其要考虑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能力。但该观点并没有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其他规定中得以体现。可见,在审判中还是可以贯彻全部赔偿的原则的。关于民事优先赔偿原则,其主要体现在我国《刑法》第36条第2款中。具体规定为:犯罪分子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又被判处财产刑的,当犯罪分子的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或被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适用这一原则时应遵循两个条件:一是犯罪分子同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财产刑;二是犯罪分子的财产不足以承担民事赔偿和财产刑。

    4、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情况作为法定量刑情节规定

    司法实践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量刑情况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立法层面,由于法律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量刑规定非常原则、简单,且操作性不强,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后,应如何掌握量刑幅度法律无明确规定,被寄予厚望的新刑诉法及最近的司法解释依然没有明确解决。第二,在司法层面,调解难度大。一方面被告人期望适度赔偿后得到最轻的处罚,动辄要求宣告缓刑或无罪,且其付出的经济赔偿越高,其对从宽处罚的期望越高;另一方面被害人或其亲属又“漫天要价”,调解难度大,且稍有不当易引起双方当事人不满。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将被告人的附带民事赔偿情况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对待,而这样做是有法律依据的。目前,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量刑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中《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二是两高制订的司法解释,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157 条规定“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认定其悔罪表现,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及第5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以上法律规定为我们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处理被告人的量刑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依据上述规定,被告人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对其量刑的一个法律依据。当然,将赔偿情况与刑罚相联系时应当坚决避免“以钱买刑”现象的出现,这需要法院对于被告人是否真正悔罪进行全面、综合的审查,不能简单地将被告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等同于悔罪态度的好坏 。这样既有利于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积极作用,便于法官依法裁判,统一量刑,有法可依,判案有据,便于实践操作,又可以有效避免因法官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情况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不同理解而做出相差较大的判决,给大众造成判决不公平的印象;而且更能提高被告人及其亲属赔偿受害人损失的积极性,更好地从物质上抚慰、补偿被害人,使双方达成和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更能从刑法理论上体现刑事量刑以法律为依据的基本原则。

    综合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颁布,充分体现了我国立法有强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趋势,但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作为刑事诉讼领域一项重要的制度,立法上仅有四个条文的内容规定,且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赔偿标准、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的适用、保障措施等问题的规定仍简单而粗疏,导致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理解上的差异。因此,在深入学习理解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精神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对此,笔者在该项制度的完善上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笔者希冀的是,此文的撰写能够引起立法者们的思考和重视,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以回应实践的呼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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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铜川中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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