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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赡养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发布时间:2014-07-03 10:59:54


摘要:

    精神赡养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该项权利的实现和保护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供汲取。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赡养人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存在着诉讼利益缺失、现有法律规定概念模糊、构成要件不明确、无法量化以及裁判难以执行等诸多问题。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一是把常回家看看简单等同于精神赡养,二是立法时忽视了精神赡养义务履行的相互性,三是司法强制违背了精神赡养的目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创新裁判模式,不断丰富和完善精神赡养的内容标准,增强裁判是可操控性。全文共6400字。

关键词:精神赡养 司法保护 对策

    我国虽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精神赡养的内容,一些法院也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判决,但是精神赡养是否具有诉讼利益,人民法院是否应当支持当事人的精神赡养请求?理论和实务界存在较大争议。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义务应当包括经济供养、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能否割裂开来分别实施?这些都是精神赡养的司法保护面临的迫切问题,亟待解决。

    一、精神赡养诉讼存在的问题

从公众的感觉来看,“某些纠纷有着如此重大的公共影响,以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法院审理精神赡养纠纷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精神赡养纠纷不具有明确的诉讼利益。“诉的利益是一个‘通过本案判决使纠纷得以实效性地解决’为内容,当事人欠缺此种利益时,起诉则会遭到法院驳回的诉讼要件。”发 审判实践中,法院判决支持的很少。许多老人赢了官司却输了感情。即使法院判决支持了其诉讼请求,但是诉讼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老人精神需求不能满足的矛盾,无法通过个案的判决使其实效性的解决。

    2、精神赡养的具体内容和履行标准缺失,无法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从法的内容来看,传统社会法的作用并不在于规定如何孝敬老人,这方面已经由礼规定了。法只在礼无法顾及到的情况下,与礼相配合发生作用。法虽然对违反孝的行为进行惩罚,但只是‘佐徳助治,顺天之度也’(《白虎通•五刑》)” 精神赡养属于情感、心理需求,是一种个人情感的宣泄满足,属于心理学的范畴,而人的心理最难揣测。精神赡养就是要规定赡养人如何去尽孝,这是最不适合规定的内容了。如何在生活中让父母感到舒心愉快,体会到子女对他们的关爱和亲情,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事情,也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潜移默化、一点一滴的积累过程。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看,法律无法具体规定精神赡养的内容和标准,这已超出了立法者的能力范围。由于现有规定概念模糊,构成要件不明确,无法量化和固定下来。“没有标准,义务的内容可以无限缩小,以至于没有任何依据可以作为衡量赡养人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尺度。” 如同你去饭店吃饭,可以对服务质量提出诉求,但是不可以对“好吃或者不好吃”提出诉求,因为没有客观的判断标准。你可以对夫或妻一方不尽家庭责任或者不履行家庭义务起诉,但是不能以“幸福或者不幸福起诉”,因为是否幸福没有标准可以衡量。

    3、所作裁判难以执行。“精神赡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慰藉,即便强制执行,对于解决纠纷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由于赡养人履行精神赡养义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履行效果主要靠赡养人的自律,外力对赡养人实施人身控制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受到外力强制的情况下,赡养人自身在感情上是排斥的,行动上是消极的。“如果需要对探望权强制执行,则与强制谈心在性质是上相同,在执行方面同样不可操控的。” 实践中,影响探望实施的因素太多了,比如探望一方因为工作等原因无法按时探视,老人因为就医、外出等在规定的探望时间可能不在家,甚至天气原因都会影响到它。记者的一项调查显示,对待入住养老院的老人“53.5%的子女能够一至两周看望老人一次,30.3%的子女一个月左右看望老人一次,16.2%的子女是不定期看望;每天能够与子女电话沟通的仅占4.7%,一至两周打一次电话问候的占32.5%,一个月左右打一次电话的占14%,48.8%的子女是不定期打电话问候。” 因此严格按照法院判决实施,在现实中可能无法实现。如果没有按照判决的时间和次数履行,由谁来监督呢?需要老人申请法院执行吗?对行动不便日常生活都需要人照顾的老人,怎么经常去法院申请执行呢?如果老人不去申请执行,子女也不主动履行,法院判决终将是一纸空文,其权威性何在?

    二、精神赡养诉讼中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1、司法强制有违精神赡养的立法目的,无助于亲情关系的重塑。法律不外乎情理。传统文化中,孝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礼记•祭义篇》”仁孝之心是孝道的实质,而尽孝的方式是孝道的表象。只要真心爱父母,声音脸色行为举止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尽孝论心不论行。只有尽孝的行为而没有仁孝的意愿,甚至连行为本身也是被外力强制,这种行为无论如何合乎规范,都与传统道德的孝相去甚远。供应父母饮食是最容易做的,但是态度很重要。如论你是否帮父母做事,是否给父母好吃的东西,如果态度不好,脸色难看,就失去了孝的本意。古语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为了善而做出善的行为,是有目的功利性质的善,并非发自内心的无条件的善,其本身已经脱离了道德的范畴。把孝敬父母作为一项任务去完成,犹如负重前行,表情扭曲,横眉冷对,老人如何能够接受,又如何忍心接受呢?

    2、将精神赡养简单等同于常回家看看是对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片面理解。“在文化层面上,精神赡养是孝道能否得到继承的问题;在经济层面上,精神赡养是一个养老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如何控制在子女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的事。” 一方面,根据相关研究显示,老年人自身的情况是纷繁复杂的,比如老年人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家庭模式、离退休前的职业类型等各不相同,因此产生的精神需求也千差万别。就拿婚姻状况来说,有配偶的老人与丧偶、离异甚至终身未婚的老人,他们对精神赡养的要求、迫切程度、满足的难度,会有不同的诉求。另一方面,影响老年群体精神生活质量的因素也不相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指个人的收入、支出情况;二是家庭因素,指子女是否孝顺,子女是否下岗,是否需要老人在经济上帮扶,老人对子女的工作、生活、成长、健康都极为在意;三是心理因素,调查显示,老年并非是一个“平静的年龄”,事实上,在平静的下面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内在的不平衡与不一致按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斯廷格的说法,即标示着个体处于动机状态,‘人在认识中总是寻求一种平衡和一致状态。一个人如果有几种信念或者观点彼此不协调,他将力图使之趋向协调。’改变的方向受个体以往形成的固定了的情感、态度、信念、信仰等‘对心理活动具有倾向性作用的因素’的制约,或者趋向消极,或者迈向积极。”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影响老年人精神需求的首要原因仍为经济因素。如果不从影响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因素入手,找出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有效措施,制定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仅仅由法院判决子女常回家看看,无助于解决老年人孤独、苦闷、烦恼等精神困境。

    3、忽视了精神赡养义务履行时的相互性特征。精神赡养义务,与债权纠纷、侵权纠纷中的法律义务具有显著的区别。一般的法律义务,只要义务人一方积极履行,权利人的权利即可实现。但是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非双方默契配合不可。常言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只有双方都感受到亲情的可贵才能获得精神满足,只靠一方的努力不可能实现。如果履行精神赡养义务,让赡养人感到十分痛苦,而老人很享受,那就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至少是不道德的行为。司法可以强制赡养人回家,但是不能强制其用心去爱父母。回家看望只是形式,如果只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那么只能增加双方的精神痛苦。老人和子女之间是一种基于血缘纽带的亲情关系,情发乎衷而形于外,是勉强不来的。一味以国家强制力进行干预,只能是徒有其表,事倍功半。

    4、无助于从社会宏观层面解决精神赡养问题。“法根据法律制度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调整性地、和平地解决利益对立和意见分歧。” 司法裁判的功能是,在关于法律权利义务的纠纷中,作出对争议双方都有效的判决。但是关于精神赡养的判决,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起到解决当事人双方纠纷的作用。产生精神赡养问题的直接原因是空巢老人的不断增多。目前,随着传统大家庭观念的式微,更多的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老人和子女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互相帮扶,和睦相处的愿景,在现实面前,逐渐离我们远去。独生子女政策使两个孩子要赡养四个老人的状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多子女家庭也会出现个别人不尽赡养义务,漠视老人的精神需求,由于还有其他子女对老人的看望陪伴,矛盾并不突出。空巢老人增多,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等社会原因密切相关。这种情况短时期无法逆转,养老模式必然随之改变。我国目前正处在家庭养老机制不断弱化,社会养老机制尚未全面建立,许多老人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的窘境。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子女承担着工作紧张、收入不高、交通状况不佳、社会安全因素复杂的巨大压力,都使得常回家看看成为奢望。以空巢老人为代表的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的解决,要依靠国家的制度创新、经济发展及全社会共同的重视和努力,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司法所能做的是要服从这个大局,多从宏观角度考虑问题,使裁判结果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试想,虽然常回家看看成了法律义务,但是除了过于偏执或者有特殊需要的群体,有多少老人会因此为子女设定回家的次数,并强烈要求子女做到,甚至不惜诉诸法律呢?不考虑社会状况,不考虑社情民意,不考虑客观条件,一定要将本应是倡导性法律义务,用严格的裁判结果去实现,是对法律的作用和功能的过度强调,逾越了法律规范作用的边界。不考虑如何实现法定权利的立法,只能是一场哗众取宠的作秀。

    三、对策建议

    1、通过案例指导的方式丰富和完善精神赡养的具体内容和标准。

“法典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脱离生活现实的形而上学体系,不仅难以把握,而且其真实可靠性也令人怀疑。” 对于精神赡养这种情感伦理范围内的事物,期望通过立法方式为精神赡养设定底线,或者可资司法实践操作的标准,目前看来是不现实的。不履行法律义务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子女没有常回家看看的原因很多,如子女均在外地工作或者出国;农村子女外出打工,由于工作繁忙谋生艰难没有时间;子女忤逆不孝拒绝看望等。可以施加惩罚的是忤逆不孝拒绝看望的情形,但这种情形往往同不履行赡养义务密切相连。子女孝顺履行了赡养义务,或者花钱请保姆照顾父母,但是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经常探望父母时,老人与子女经常团聚、陪伴的精神需求仍无法满足,不履行精神慰藉义务的违法行为依然存在,但是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可罚性。要把如此众多的情形纳入法典体系,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将随着我国养老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变得无法适用。而通过积累案例的形式,既可以避免立法机关“闭门造车”的困境,又可以与时俱进,时时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相协调,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和司法裁判的评价引导作用。

    2、创新裁判模式,增强裁判的针对性、合理性以及执行的可操控性。

精神赡养问题是社会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与微观层面的家庭、中观层面的社区和宏观层面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如果司法仅仅停留在对个案进行审理,一律判决子女定期回家探望,单就个案而言,也无法真正解决老人精神赡养的现实需求。因此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法院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使裁判结果合情合理、便于执行、能解决问题。首先需要社会和家庭为老人提供精神生活必备的物质保障,如文化娱乐设施、报刊书籍影音设备等。其次需要子女提供亲情慰藉,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多探望陪伴老人,尊重老人,不打骂伤害,不干涉生活及婚姻自由。第三需要发挥现有的社会养老机制的功能和老人自身的积极性,帮助老人建立自助和互助相结合的交流沟通方式,抱团取暖。因此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尽量通过社区、社会公益团体充分了解形成纠纷的背景资料,找准问题的症结。对生活难以自理,需要子女陪伴照顾的,可根据实际需要判决子女看望的时间和次数。子女确实不能回家看望的,可以委托相关组织或者养老福利机构承担照顾义务,费用由子女承担。如江苏无锡“北塘区双河社区针对135位75岁以上、有严重感情危机、生活不能自理的孤寡空巢老人,推出了‘老妈妈助老’服务项目,招募了42名热心社区服务的五六十岁‘老妈妈’志愿者,每人负责3-5个独居老人,定期上门提供生活照料、心理疏导、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服务。” 对身体健康能照顾自己的老人,可通过介绍老人加入老年团体、参加户外活动、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与其他老年人的相互沟通和信息情感交流等方式,获得精神满足。扩大满足老人精神需求的方法、途径,多管齐下,整体协调推进,不能单纯依靠司法唱独角戏。

    3、完善不履行精神赡养的责任形式,加大惩罚力度,增强法院判决的规范引导作用。

    “法律制定要求某些法律实施机制相配合,而法律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则有赖于对违法者实施人身控制和施加强制制裁的能力。” 对那些有能力有条件但是拒绝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赡养人,法院应当加大惩罚力度,除判决其回家探望的时间和次数,而且要对不履行该项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可将判决通过网络、当地媒体进行公开。必要时在征得老人同意的情况下,采用赡养人单位通报,或者列入类似信用不良记录的黑名单中,限制其高消费、经营活动。赡养人仍拒绝履行义务的,可以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增强此类裁判的威慑力。“《大清律例•刑律•诉讼》‘子孙违法教令条’规定‘凡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在唐律、明律中都有类似规定。” 说明必要的惩罚性措施有助于义务人积极履行义务。创造一个忽视、冷落老年人,长期不回家探望老人是违法行为的社会舆论氛围,打造违法行为要受到严厉惩罚的高压态势,以儆效尤。通过一定的外部强制,促使赡养人自觉履行判决,慎用或者不用人身强制措施,如由法警押送回家探望,以免给老人的精神造成二次伤害。

    4、增强司法能动性,促进良好的家风家教建设。推动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通,加强以向善、向美、崇德、重义为基础的家风家教建设,营造爱物知恩、节用惜福的良好社会风尚。不赡养老人的问题由来已久。从孔子对孝道的论述,可以知道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不敬老人已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了。“孝既不完全是人的一种自然反应,也不是社会中的自然倾向。遗弃或杀死老人的习俗在古代日本、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玻利维亚和世界其它民族中普遍存在。在中国同样如此,……因而孝从来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问题,也不能仅以个人的道德感作为衡量孝应否存在的尺度。” 既然孝不是发自人的本能,那就需要社会和家庭加强仁孝的培养。尊敬孝顺老人的道德观念,更多依赖家庭教育。家庭是人类的第一所学校,好的家风家教对子女尊老爱幼习惯的养成作用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良好的道德风尚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培育。近来青少年犯罪现象有增长势头,而单亲离异家庭的孩子占了较大数量。有其父必有其子。如果家长粗暴对待子女,甚至打骂伤害子女,子女也会养成残酷刻薄的性格去危害他人和社会。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你怎能期望他们能够爱父母爱他人。

结论

    社会舆论的谴责,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的排斥,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不孝子女的强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迫使法律介入道德领域,以期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或许成为立法者无奈的选择。把不孝子孙绳之以法,以弥补社会舆论等负面评价强制力的不足,不能说是错误的选择。但是精神赡养更多的是一种倡导性规定,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因素,不利于法律作出详尽的规定。法院的判决更多的是一种宣示效用,不宜强制执行。一定要将本应是倡导性的法律义务,用严格的裁判结果去实现,是对法律的作用和功能的过度强调,逾越了法律的边界。要充分认识到形成精神赡养纠纷的社会环境因素,发挥司法和社会管理的双重功能,标本兼治才能收到成效。

作者单位: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坤琪

参考文献:

1、【美】博西格诺等著,邓子滨译:《法律之门》,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751页

2、【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

 3、李爱荣:“孝、心安与法院判决中的‘精神赡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8年第6期,第118页

4、王芳“关于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法律思考”,载《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5页

 5、《法制日报》,2007年8月24日,第006版

6、李爱荣:“孝、心安与法院判决中的‘精神赡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8年第6期,第118页

7、《西安晚报》,2014年7月1日,第三版

8、穆光宗:“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125页

9、刘颂:“城市老年人群精神需求状况的调查与研究”,载《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1月第20卷第1期

10、[德]伯恩•魏德士著,丁小春、吴越译,《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45页

11、郑少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司法试验”,载《新华文摘》,2014年7月。第19页

12、《 李爱荣:“孝、心安与法院判决中的‘精神赡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8年第6期,第118页

13、无锡日报》,2013年10月13日,第002版 

14、【美】博西格诺等著,邓子滨译,《法律之门》,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791页

15、《 李爱荣:“孝、心安与法院判决中的‘精神赡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8年第6期,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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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铜川中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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