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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格式合同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作者:常媛媛 胡欢欢  发布时间:2014-10-28 14:59:27


摘要:格式合同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交易工具,它的出现适应了现代生活节奏,大大方便了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但是它在带来缔约方便、快捷、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同时,其中的霸王条款也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找到格式合同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方面的原因,并主要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等途径对格式合同中的不公正条款加以规制,以达到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格式合同;消费者合同;消费者权益 ;保护   

    一、格式合同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概述

    1、产生背景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日益形成,在经济、法律领域中出现了新的缔约方式,即用格式合同进行缔约。这种缔约方式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高效率、低耗费的要求,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是,格式合同多为厂商单方拟制,利欲之驱动常使之拟订诸多不合理条款,作合同上负担或危险的不合理分配,使格式合同成为经济强者压迫经济弱者的工具。因此,“如何在契约自由体制下规制不合理的交易条款,维护契约正义,使经济上之强者,不能假契约自由之名,压榨弱者,是现代法律所应担负的任务”。(1)

    2、格式合同的概念

    所谓格式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为与不特定的多数人进行交易而预先拟订的,且不允许相对人对其内容作任何变更的合同。格式合同在相同条件下适用于一切不特定的相对人,相对人没有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的自由,只能概括地接受或不接受全部合同条款。 我国《合同法》使用了格式条款作为对格式合同的区别定义,第39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用了“格式合同”的概念。因此,对于格式合同,我们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它不仅包括那些篇幅巨大的条款作品,而且还包括:一张附有预先印好的文句的普通收据;存放衣帽处张贴的“概不负责”的告示;或机动车司机要求搭乘者在表格上的签字以排除责任。(2)

     3、格式合同的特征

    (1)格式合同的要约具有广泛性、持久性和细节性(3)

所谓广泛性,是指格式合同的要约是向公众发出的,或者至少是向某一类有可能成为承诺的人发出的;所谓持久性,是指该要约一般总是涉及在某一特定时期所要订立的全部合同;所谓细节性,是指要约中包含了成立合同所需要的全部条款,无需也不允许对方在承诺时对要约加以任何的修改。(4) 

   (2)合同条款的不可协商性  

    格式合同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其条款的不可协商性,即格式合同的使用者预先将自己的意志表示为文字,与之缔结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只能对之表示全部接受或全部不接受,而没有就个别条款进行协商的余地,即所谓“要么接受,要么走开。” (5)

    (3)格式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性 

     一般而言,格式合同的相对一方多是接受商品或是服务的消费者;在流通大市场中,他们又往往是经济上的势单力薄者。而提供商品或服务一方即提供合同条款者则不然,在流通大市场中,他们或是事实上的垄断者,或为法律上的垄断者。无论是事实上的垄断者还是法律上享有独占经营权者,他们在经济上一般都有绝对的优势地位。(6)这就导致了双方当事人在经济地位上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

   (4)格式合同的主要条款或全部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

    格式合同的条款实行的是一方预先拟定制,相对人并不直接参与合同的起草制定。也就是说,格式合同体条款在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前已被制定出来,而不是双方当事人在反复协商基础上订立出来的,如常见的邮政合同(包裹单)。(7

    二、在格式合同中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具体表现及原因

众所周知,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具有核心作用,但毫无疑问,格式合同的广泛运用,对契约自由原则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1、具体表现

   (1)由于格式合同的条款提供者多为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垄断者,这就使得在缔约时,相对人缺乏选择缔约伙伴的完全自由,“拉郎配”变成了缔约的一个十分普通的现象。(2)由于格式合同当事人各自经济地位的悬殊性,这就使得缔约当事人,尤其是经济上弱势的一方在缔约过程中所表示出的“自愿”,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虚假的“自愿”,或者说是一种无奈的“自愿”,而不是真实的自愿。(3)由于一方在缔约时只能就另一方当事人先拟就的条款作出取或舍的决定,这就剥夺了当事人一方在缔约时进行协商的权利。(4)格式合同的条款提供者会经常利用其优越的地位,拟定有利于己方而不利于另一方的条款,在形式自由的幌子下严重背离公平与公正原则。(8) (5)常见的表现形式有:“最终解释权”、“店堂告示”、 “无效条款”、“双方合意条款”等。

    2、格式合同中消费者权益导致被侵犯的原因

   (1)从民法角度来看,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消费者和合同的制定者的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他们是平等主体。而格式合同中,当事人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就一般的合同而言,合同的订立需要双方合意,即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一般要经过要约、承诺两个阶段,由当事人反复磋商达成合同条款,这些合同条款产生在合同订立前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而在格式合同中,和同是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好的,消费者只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由于企业是合同的提供者,企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掌握着产品制造的技术,控制着产品销售的渠道,无论在商品的研发、制造还是流通之中,企业都处于优势地位,而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所需只能被动接受,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强大的企业,消费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多是垄断组织,而他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造就了自己的强势地位,因此,在制定格式合同时,往往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条款,消费者没法与之磋商,只能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而不能讨价还价,双方地位不平等,这就导致了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

    (2)根据《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但是在通常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知道可以选择什么。生产者和经营者对自己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优点和缺点都比较清楚。他们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强化自己的优点,而隐瞒缺点和不足之处。(9)对于消费者而言,较多通过格式合同来了解产品和服务,虽然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解,但了解的情况也是有限的。企业的这种利用消费者不知情的行为实际上就违反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经营者告知义务是实现信息均衡的主动性措施,通过法律规定或判例确定经营者对其经营的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信息应当采取明示的方式使消费者知悉。不论是一般性的先合同告知义务还是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如果妥善地实施都可以稳妥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实现信息均衡,促进合同的有效履行,但经营者告知义务与一般性的先合同告知义务还是有区别的。从性质上看,经营者告知义务应当是法定义务,而一般性的先合同告知义务则不一定是法定义务;从适用范围上看,一般性的告知义务是先合同义务,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则是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合同义务均可;从责任角度看,一般性的告知义务产生的是缔约过失责任,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则可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后合同责任;在实现方式上,如果消费者请求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经营者必须履行,而一般性的告知义务则不会有这样的要求,只要是一方所掌握的信息不足以危害合同相对方的决定就没有告知的必要,且相对人也没有相应的请求权来主张对方履行告知义务,因此一般性的告知义务履行与否在于告知义务人,而不在于相对人。

    (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虽然它的目的在于,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惩罚,以此来更好地规范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但在实际生活中,该条在执行过程中显然是有难度的。

    (4)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的消费过程中不会计较小的损失。殊不知,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不计较,经销商就会抓住“机会”尽一切可能摄取非正常利益。

    三、我国格式合同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就我国调整格式合同下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构建起了我国相关规制体系,但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诸多缺陷,急需予以改善。而完善这一体系需遵循几个基本原则:首先,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相结合,格式合同的内容需经由行政主管部门事前审查,以确保合同中不存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内容,当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出现格式合同纠纷时再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事后处理;其次,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既完善立法作为司法、执法与守法的依据,又保证司法机关公平审理案件纠纷,还充分发挥行政职能的优势对这一领域进行管理;最后,以社会监督为辅助手段,即利用行业自律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社会舆论的监督来促使企业修正格式合同中的不公平内容。(10)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完善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完善立法,使消费者权利保护规范化、明确化 

    1、《民法通则》中虽然规定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但是毕竟这只是原则性规定,太过简单,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难以用来解决复杂的法律纠纷。虽然法律原则可以作为判案依据,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增加了判案过程的不确定性,也就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可能。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最终极有可能产生对消费者不公的判决。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法官很少引用这些原则作为判案依据,使得这些原则形同虚设。因此,民事基本法中急需添加关于格式合同下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具体的法律规定。

    2、《合同法》第39条为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提供了一般性规范,是我国合同立法的重大进展,但是条文内容显得线条过粗,需要多方便的完善:(1)它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规定法律后果,只规定了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在将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时应承担的提请注意和说明的义务,但没有规定当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违反这些义务时的法律后果。从该条所处位置可以推定,违反该条应视为格式条款没有订入合同。当提供方尽到义务时,应根据合同相对人的意愿确定。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本条应在第1款末尾处增加“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违反上述义务的,该条款视为未订入合同,但对方仍可主张格式条款订入合同。”(2)应该规定“明示提醒”原则,只有明示提醒不具备条件实现时,才能使用其他提醒方式。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可以参考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规定,即“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当向对方明示其内容;因合同的订立方式,明示其内容显有困难的,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在合同订立地点公告其内容。”(3)格式条款提供方提请对方注意并需要说明的条款范围过窄。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免责条款,条款使用人才承担提请对方注意并予以说明的义务,但是,对于其他可能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也不可被忽略。只要对方提出要求,条款提供方对所有条款都应尽到说明的义务。(4)该条款没有区别格式条款订入商业合同的不同。商业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地位悬殊不大,若将该条适用于非消费合同的其他合同太过苛刻。《合同法》应该明确规定该条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消费者合同。

    3、《合同法》第39条与第40条矛盾。《合同法》第39条要求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该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即对格式条款的拟定提出了法律要求,依照此条款推定,不公平的条款是不能订入到合同中去的,也就是说订入到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都是公平的。但是,《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了无效格式条款的类型,这就意味着这些条款已经订入到了合同中。之所以存在矛盾,原因在于第39条为格式条款的拟定行为规定了不必要的法律标准,要求其必须符合公平原则。为了消除这一矛盾,应删除第39条第1款的第一句话。

    4、《合同法》第41条缺乏优先适用条款的修正解释。该条虽然确定了非格式条款优先适用的原则,但是规制格式合同的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是保护弱势消费者的权利,如果格式条款的内容较之非格式条款来说更加有利于消费者,究竟采用哪一种条款就不能一概而论了。有笔者主张,在该条末尾处添加“如果格式条款的内容更有利于相对人,而相对人却不知情时,应适用格式条款”。

    5、对格式条款的使用加以规制,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将格式条款纳入合同时,应负一定的义务,在利用格式条款订立格式合同的过程中,由于格式条款由处于优势地位的当事人单方面提供,因而对格式条款提供人规定特别义务,有助于公平合理的使用格式条款。对格式条款本身的内容加以规制,要求格式条款本身合法、合理、公平,使格式条款提供者在拟定格式条款的内容时,应当根据公平的原则,合理地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加以规制,格式条款的解释应采取三项特殊的解释原则。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理解,对条款制作人做不到的解释和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采用非格式条款。

    6、《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没有详细列举出哪些格式条款属于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虽然该条符合保护弱者权利原则,但仅做出原则性规定,并没有详细列举哪些 不公平、不合理,也没有规定认定标准,因此加大了司法机构审查格式条款效力的难度。针对这一缺陷,我们应在立法中进一步细化。(12)

    7、赋予消费者对于经营者告知义务的请求权。使经营者告知义务一般化,使其成为经营者的一项对应于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基本义务,并尽可能将具体合同中的经营者告知义务内容具体化。立法者推定经营者具有信息优势,如果不进行告知将会使消费者处于不利的状况,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要求经营者必须承担告知义务。立法者应对于重要且必须履行的具体告知义务内容在法律中予以明示性规定。鉴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已经成为制订法律的基础,因此通过明示方法规定各种类型经营者的具体告知义务内容只能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人的认识能力可以预见到经常性进行的交易行为的主要内容,因此对于经常性交易的信息优势方规定明确的告知义务内容是可能的。例如在保险法中对于当事人双方的告知义务规定,在合同法中对于具体的合同中某些告知义务的明确规定。

    8、完善事后救济的立法。从民法角度看,事后救济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互动实现,尽管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民法还是经济法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是民法,相对于民事基本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属于特别法。从方法论角度看,如果它们规定的内容相同,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优先;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规定或规定不充分,则应适用普通法的规定。例如:当消费者在购物或接受服务过程中被欺诈,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没有关于欺诈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因此须要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对于欺诈的规定,并结合民法理论来处理。消费者可以基于《合同法》的规定行使撤销权,同时为了更充分地保护被欺诈之人,消费者可以依据《消保法》第49条要求惩罚性赔偿。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规定太过于简单粗糙,大多以一个或几个少数条文做出规定,过小的容量决定他们不可能全面规范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而我国目前尚未具备成立一部规范格式合同立法的条件。因此,应该按照上述内容扩充、完善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

   (二)提高格式合同案件的审理水平

    司法机关的态度与处理消费者利益直接相关,尤其是在我国格式合同立法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法院的功能更应该加强。因此,为了减少商家滥用格式条款,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院在处理格式合同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确定格式条款是否已经订入合同。如果不对合同成立与生效加以区分,法院不审查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要件,仅审查合同的效力,一旦法院认定有误,就会将本不应订入合同的,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诚信原则的格式条款认定为有效条款,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2、运用各种解释规则,确定格式条款或其用语的具体、精确的含义。法院在具体进行解释时,最应注意对客观解释规则和在条款有疑义时不利于条款使用人的解释规则的运用,这是法院用以限制条款使用人的恣意妄为,保护消费者的有效工具。

    3、审查格式条款的效力。首先,确定格式条款是否违背《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特别立法、地方性法规的强行性规范。其次,确定格式条款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应该更重视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以维护社会广大公众的利益。格式条款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其内容对合同相对人显失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诚信原则这一民法上的“帝王条款”作为审查依据,在格式条款违反诚信原则而不合理时,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4、重视类型化分析。我国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具有实际的造法功能,为这一任务创造了可能性。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总结不同交易领域中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规则;(2)总结不公平格式合同类型,为法院审理同类型格式合同案件降低司法成本;(3)通过类型化分析使社会公共利益等原则具体化。

   (三)改进对格式合同的行政规制模式(15)

    1、应该强化工商行政部门管理格式合同的职权。可以设立专门性的格式合同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管理格式合同问题。由国家工商行政部门格式合同审查委员会负责全国范围内规模较大的企业的格式合同的审查监督,由地方工商行政部门格式合同审查委员会负责本区域内的企业的格式合同的审查监督。

    2、由于行业主管部门主要保护其自身领域内企业的利益,所以应该限制或者排除行业主管部门管理格式合同的权限。特别是对于行政性垄断程度高,例如邮电通讯、交通运输、水电煤气等部门,必须彻底排除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职权。

   (四)建立综合性的社会监督网络(16)

    1、行业协会应该充分发挥作用,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制定本行业的行为准则,保证行业内企业的公平合法行为,使各企业充分尊重消费者的利益。

    2、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的职能,允许消费者协会参与格式合同的制定,赋予消费者协会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的权利。而消费者协会自身应该一切从消费者利益出发,在维权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同时加强协会成员的管理,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使消费者协会真正成为消费者权利的维护者。

    3、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大众传播媒介应该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4 、推动由中立机构拟定格式条款或示范合同文本。除了行政主管机构应担负起拟定格式条款或示范合同文本的重任以外,其他中立机构也可以参与其中,比如可以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

   (五)提高消费者的法律意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我国消费者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意识不高,而愈发纵容了企业毫无顾忌的侵犯消费者的权利,导致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合同规范存在。广泛开展法律宣传,提升消费者自身意识在维护消费者权利方面十分重要。

    四、结语  

合同法是法律对现代经济生活中交易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种规范,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形势和发展趋势设定符合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格式条款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兴产物,法律应根据民法通则的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等原则,从格式条款立法、格式条款解释等方面对格式条款加以限制,从而更好的保护格式条款使用者,即从消费者的角度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达到保证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

作者单位: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1]苏号朋:《格式合同条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2]杜军:《格式合同研究》,群众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3]余卫明、梁小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例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3版。

[4]张严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5]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6版。

[6] 李华岳:《浅析格式条款及其法律规制》,载《山西科技》2007年第1期。

[7] 刘影、黄云飞:《格式合同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载《北京商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8] 张世鹏:《完善消费者法律保护制度的几点思考》,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1月第18卷第1期。

[9] 杨淑琴:《浅析格式合同及其规制》,载《集团经济研究》2006年12Z期。

[10] 高雁、郭建坡:《格式合同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载《经济工作》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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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铜川中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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