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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的智慧》读后的一些感悟

作者:韩永乐  发布时间:2010-05-25 14:00:00


正所谓“书非借不能读也”!《大法官的智慧》一书早在读大三的时候就买到手了,习惯性地在扉页上注明了买书的时间和地点,不曾认真地翻上几页,它就被束之高阁、装点门面了。

近日,偶然的机会,该书重新映入我的眼帘。想到了自己目前只能算是一名“不办案”的法官,怀着好奇、带着疑问、满怀敬畏,我拜读了这本美国联邦法院经典案例选,透过它领略了美国大法官们的风采,感受了美国法律的思维和精神。

一、说理的透彻、逻辑的严谨。纵观此书,你会发现,大法官们在“呈递”一份份判决书的时候,讲“理”深入浅出,说“法”匠心独运,析案层层推进,下判娓娓道来。如在《格兰迪斯拒绝支付诉讼费案》中,大法官哈兰制作的判决书先是做了理论上充分的铺垫:“……对以上理论框架的认识有利于本案的判决”,接着,诉诸法律:“程序公正法要求……”,紧接着,从被起诉人康奈迪克州的立场出发,分析了它“向诉讼者收缴出庭费和服务费的规定”的两点理由:一、防止无意义的诉讼;二、补偿花销。哈兰认为虽然合理,但是都不能作为阻止原告诉诸法庭的理由。对原告来说,法庭是解决他们无望婚姻的唯一途径。他们的经济状况和起诉的动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请求很有诚信。关于补偿花销,在格雷芬案中就遭到了最高法院的否决,当然可以作为对本案的说明。最后,“综上所述,根据第十四修正案程序公正条款,起诉人有上庭请求离婚的权利……推翻原判。”无怪乎有人说,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的判决书就是一篇篇学术论文,由此可见一斑。

二、人权的尊重、人性的推崇。在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们的眼里,人权并不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人性也不是“虚幻的泡影。他们对人权的尊重、对人性的推崇可谓俯拾即是。无论是《隆梅尔同性恋歧视案》对科罗拉多州“第二修正案”的否决,对联邦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的重申,还是《胡·凯利禁止销售避孕用品案》同意地区法院的判决,认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样有对生殖等重要隐私问题的决策权”,抑或是在《罗德海尔禁止结婚案》中判决维斯康星州的法规违宪,让罗德海尔能顺利缔结婚姻——这一生命中最重要的事,都体现了对人之为人的基本权益、基本要求的一种宽容、理解和尊崇。两千多年前我国先贤孔子曰“食色,性也”,一个多世纪以前美联邦首席大法官哈兰告诫最高法院,宪法“不承认也不会容忍在公民之间划分等级。”文化有别、表述不同,但精神实质、价值追求却是惊人的一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可谓是对西方法律文化的一种积极的借鉴和认同。

三、既尊重历史、又因时而变。历史是一面镜子,尊重历史就是尊重我们人类自己。对像美国这样的普通法系国家而言,尊重历史的意义就不仅仅如此了,它更是对法律尊严的高度认可、对法律传统的顶礼膜拜。在审理蕾尔堕胎案时,大法官布莱克曼从各个方面对堕胎的历史作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而且认为这对审理该案“很有必要”,从而得出的审判结果“符合各方利益,符合医学和法律的历史和现状,符合普通法的宽容风格,也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凯赛堕胎案——对蕾尔案判决的复核》中,大法官们义正言辞地指出,“如果没有一个最压倒一切的理由就去重新复核并推翻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将有损最高法院的合法性,而这是问题的关键……一旦作出了一个恒久的承诺(判决),这个承诺就有着约束的作用,只要判决的理由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该判决就不能被推翻。法院要取信于民。”在判决的最后,大法官们更是一针见血地阐述道“宪法是一个恒久的延续。每一代人都必须意识到,宪法所代表的精神不仅仅只适用于一个时代。”我们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们的以史为鉴,还在于他们思维理念的与时俱进。在《哈德威克同性恋鸡奸案》中,大法官布莱克曼等人在表示异议时认为,“真正的道德判断应该是:不应该用自然和常规来推断州法规是否与美国宪法矛盾。我们在亨利四世时代就规定好了所有法规,这已经够令人反感的了,但更令人反感的是,在这些法规赖以存在的基础消失很久以后,法规却依然存在着。”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歧视白人案》中,上诉人希望法院仔细斟酌平等保护的意义,认为基于善意目的的对白人“多数民族”的歧视不能被疑为种族歧视。大法官鲍威尔不为所惑,明智地打破了人为的“两个阶级的理论”,因为“时间不能倒回到1868年,已经不是那个需要对一个特殊的种族(例如黑人)进行保护的时代了,平等保护的对象应是所有公民。”

四、智慧的光芒、经典的篇章。看看美国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们是如何对待安乐死这一敏感问题的。在《南茜·克鲁塞“植物人”案》中,慈爱而善良的南茜的父母不希望他们所深爱的女儿延续一种没有希望的、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屈辱的生活,首席大法官雷昆斯却认为,“一个不终止治疗的错误决定导致的结果最多只是维持现状、等待科技发展带来治疗的可能性以及发现有新的有关病人意愿的证据、法规的改变、病人的意外死亡等,而且至少还存在纠正错误、减少错误带来损失的可能。然而,一个终止治疗的错误决定无疑是不可纠正的,这个决定是最终的和不可撤销的,它会导致病人的死亡。”死亡有种种方式,它是一个深邃的话题。我由此想到了我国的死刑问题。尽管学界不时有人跳将出来,呼吁废止这一剥夺人之生命的极刑,但与对立面短兵交接之后,目前只是实现了一个稍令废除者们感到欣喜的“阶段性目标”:核准权的完全回收。最近,河南“赵作海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死刑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试想,如果赵作海当初无可逆转地走向死亡,还有真相大白、沉冤得雪的可能吗?即使可能,还有意义吗?即便今日的赵作海得脱囹圄、得到了可观赔偿,但逝去的岁月、破碎的家庭呢?赵案再次给我们一记猛钟。530日,最高法等五家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无疑是对慎用死刑政策的积极回应。再来看看大法官们是如何处理“婚内强奸”的。在《码瑞翁强奸妻子案》中,法官瓦奇勒认为,婚姻豁免原则缺乏合理的基础,罗德海尔的理论——即已婚妇女已经不可反悔地同意了与丈夫发生性关系——只是一种假定的理论。强奸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没有得到赞同的性行为,而是一种侮辱人的暴力行为,它侵害了受害人身体的完整,通常会引起严重的、长时期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以婚姻豁免为借口支持这种行为是毫无理性的,是对法律的滥用。这从根本上揭示了婚内强奸的实质和社会危害。被告犯罪成立还有什么疑义吗?

大法官们的智慧还体现在对证据及举证规则的理解和运用上。“对举证一方的证据要求越严格,他承担错误的风险就越大。”“双方共同承担因为不太精确的事实所带来的风险也是合理的。”“第621条款是基于一种推定,即实体法通过证据原则得以体现。”不用再列举了,我的双眼已经被智慧的光芒照射地难以睁开了。

“但是即使判决符合法律原则,也还有一些更多的要求。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合法的判决都能被大众接受。最高法院的判决必须谨慎措辞,使民众能够接受——真正从根本上而不是迫于社会和政治的压力。”“我宁愿选择‘同情心’,这更符合我们对‘正义’的理解。而且,法律不一定非得排除情感。道德意识是我们行为的前提。情感是唯一的指引和安慰。”“我们不做选择,我们把选择的权利留给加利福尼亚州人民。”这经典表述中折射出来的对判决的可接受性的重视、对法与道德关系的理解、对人民意志的尊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办案”、“人民利益至上”真是异曲同工。虽然这些真理像空气一样普通,但它们带来的启示却不能被我们随意忽略。

未说完的话、刚开始的路。大法官们在审判中逻辑严密的分析、旁征博引的雄辩、深厚的法律功底、对司法机制的熟练把握、对社会和人生的领悟体现了他们超群的智慧、无穷的魅力。对于国家来说,中国的法律是发展中的法律,发展的灵感来源于对他国法律精髓的借鉴。对于个人而言,自己才刚刚踏上法官事业的征程,生也有涯,知也无涯,需要不断地从纸上学习、在实务中躬行。我期待着国家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期待着在路上的我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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